文 | 十年砍柴

宋徽宗崇宁年间，驻节渭州城的经略相公锺师道麾下鲁达提辖，如果不和史进师徒二人喝那场酒，他的人生便不会发生巨变。

不上潘家酒楼喝酒，鲁达便不会遇见金翠莲哭诉被郑屠欺凌。或者酒未开樽就听说翠莲的悲惨命运，鲁达亦不会那么冲动。即便他想仗义行侠，为金莲出头，多半会找到郑屠交涉，郑屠给他一个面子，放任金莲父女离开渭州。可酒过三巡，闻说一个杀猪卖肉的屠夫欺压民女，还僭称“镇关西”，鲁达便怒火中烧，借着酒劲找到郑屠找茬，引发冲突，三拳打死了郑屠。好好的朝廷武官负案潜逃。

在五台山剃度为僧的鲁智深如果不是酒后撒疯，醉打山门，就不会被方丈赶到汴梁府的大相国寺，他也就不会遇见林冲，卷入林武师被高太尉的漩涡中。他无法在汴梁容身，又被公差追捕，不得不亡命天涯，最后和杨志一起，落草二龙山。

鲁达的人生轨迹因两次喝酒改变，史进亦如此，他的人生是被别人喝酒误事而改变。庄户王四因喝酒过多，醉倒在草地上，身上携带少华山寨主给史进的回信被李吉窃去报官，史进在县衙的兵丁围捕下，和朱武等人不得不杀出重围，好好的员外做不成了，烧掉庄子，背井离乡，最后也是上山为寇。

《水浒传》中因喝酒改变命运的人物还很多。林冲被陆谦骗去喝酒，离开了妻子，妻子被高衙内纠缠。武松在酒馆喝了十五碗酒，胆壮气粗，不听众人劝阻夜过景阳冈，打死了伤人无数的大老虎，一下成了英雄，被招募为阳谷县巡捕都头，遇见了失散多年的哥哥武大郎。因为拒绝了嫂子潘金莲借喝酒的撩拨，得罪了潘金莲，搬出兄嫂的住处。

及时雨宋江从郓城县有影响、人望好的押司，变成刺配的罪犯，也是因喝酒误事。如果他不是被阎婆劝酒，多喝了几杯，宿醉醒后早早出门找醒酒汤喝，以他的精细，断不会将招文袋遗落和阎婆惜共处的房里，被阎婆惜发现了与梁山贼寇暗通款曲的证据。阎婆惜以此要挟宋江，宋江情急之下杀死了阎婆惜。二奶反腐未遂，搭上了性命。这一幕，千年之后在内蒙古又上演了，不过男主角的级别远比一县的押司高得多。不堪情妇要挟的赵黎平将那位女子枪杀，他可是副省级官员哟。

通过运作，杀人犯宋江免了死罪，刺配江州。本不想做强盗的宋江，如果好好地在江州服刑，刑满释放后回运城，又能呼风唤雨。可在浔阳楼上，因为一人喝闷酒，喝高了，在墙壁上题写反诗，被黄文炳发现高官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法场上被梁山好汉救下，这次他无路可走，只得加入梁山水泊的团伙，晁盖死后成了大哥。

可以说，没有酒这个催化剂，就没有《水浒传》里的故事。施耐庵在《水浒传》中引用一首打油诗来阐发人与酒的关系：

从来过恶皆归酒，我有一言为世剖：

地水风火合成人，面曲米水和醇酎。

酒在瓶中寂不波，人未酣时若无口。

谁说孩提即醉翁，未闻食糯颠如狗。

如何三杯放手倾，遂令四大不自有。

几人涓滴不能尝，几人一饮三百斗。

亦有醒眼是狂徒，亦有酕醄神不谬。

酒中贤圣得人传，人覆帮家因酒覆。

解嘲破惑有常言，酒不醉人人醉酒。

这首诗的主旨是说“酒不醉人人自醉”，即如刀不杀人而是人用刀杀人一个道理。作者对此诗引申道：“但凡饮酒不可尽欢，常言：酒能成事，酒能败事。便是小胆的吃了，也胡乱做了大胆，何况性高的人。”

《水浒传》里，除了小孩外，可谓是人人能饮酒，人人喜欢饮酒。上至帝王将相、文人雅士，下至贩夫走卒、乡野农夫。皇帝和大臣在宫殿里喝；达官和巨贾在豪华酒楼里喝；行脚人在路边的鸡毛小店喝；庄户人家在自家屋里喝。有钱时喝上色好酒，没钱时喝浊酒村酿。如陆游诗中所言：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。”

看《水浒传》可知宋代中国的酒文化非常发达，酒的供给很是充足，喝酒成为大宋君臣和百姓的日常事。酒是当时中国人人际交往最好的媒介。江湖上闻名已久的朋友相见，第一件事便是喝酒，柴进结交天下好汉，便是凭美酒。乡村里的人寻常来往，亦是靠酒做伐。第二回中史进发现猎户李吉鬼头鬼脑，问他来自家庄上做什么？是不是来踩点？李吉的回答是“小人要寻庄上矮丘乙郎喝杯酒”。史进为了提防少华山的朱武等人来抢掠，组织庄户人家自卫。动员仪式是大摆酒宴。“便叫庄客拣两头肥水牛杀了，庄内自有造下的好酒，先烧了一陌‘顺溜纸’，便叫庄客去请这当村里三四百史家庄户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齿坐下，教庄客一面把盏劝酒。”

不但男子喝酒，女子也以喝酒为常态，男女私情，往往借酒为媒。阎婆惜的母亲老虔婆为了缓和宋江和阎婆惜的关系，设酒局来做思想工作。书中写道：

婆惜只得勉意拿起酒来，吃了半盏。婆子笑道：“我儿只是焦燥，且开怀吃两盏儿睡。押司也满饮几杯。”宋江被他劝不过，连饮了三五杯。婆子也连连吃了几盏。再下楼去烫酒。

潘金莲挑逗武松，便是要和武二郎共饮一杯酒。

那妇人欲心似火，不看武松焦躁,便放了火箸，却筛一盏酒来，自呷了一口，剩了大半盏，看着武松道：“你若有心，吃我这半盏儿残酒。”

书中这类男女一张桌子共饮酒的描写还很多，可见宋代社会开放、宽容，妇女地位不低，在山东还没有吃饭女人不上桌的风俗。程朱理学虽然发端于宋代，但在当世对社会的影响不大，到了明清由于统治层的大力推广，才深深地作用了整个社会。

《水浒传》中的酒局多姿多彩，在大城市，喝酒的场面大，有酒保专门斟酒，有陪酒女郎唱曲佐酒，按酒的菜肴水果十分丰盛。而在乡间小店，几斤肉，一坛酒，对饮或自饮，没那么多规矩。

鲁达和史进师徒在喝到兴头上，听到间壁的金翠莲哭哭啼啼，责骂酒家。酒保把金翠莲叫过来，金翠莲述说缘由：“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，来这里酒楼上赶桌子。每日但得些钱来，将大半还他，留些少子父们盘缠。”

江州酒楼上，李逵将来卖场的歌女宋玉莲两个指头戳到在地，让宋江花了二十两银子赔偿，原因是卖唱女不请自来。“四人饮酒中间，,各叙胸中之事，正说得入耳，只见一个女娘，年方二八，穿一身纱衣，来到跟前，深深道个万福，顿开嗓音便唱。李逵正待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，却被他唱起来一搅，三个且都听唱，打断了他的话头。”

江州的宋玉莲和渭州的金翠莲，是酒楼里流动的卖唱者，类似今天一些大排档上唱歌要赏钱的歌手。大多数人能够接受且喜欢，而且兴头以来，在朋友面前充大方豪气，小费给得不少。只是李逵是特殊材料做成的，对美女没什么感觉，宋江、戴宗、张顺三个是正常的男人，愿意听宋玉莲唱歌，而不是李逵卖弄的“豪杰事务”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记述了都城开封酒店业的富丽堂皇：

凡京师酒店，门首皆缚彩楼欢门，唯任店入其门，一直主廊约百余步，南北天井两廊皆小子，向晚灯烛荧煌，上下相照，浓妆妓女数百，聚于主廊槏面上，以待酒客呼唤，望之宛若神仙。北去杨楼，以北穿马行街，东西两巷，谓之大小货行，皆工作伎巧所居。小货行通鸡儿巷妓馆，大货行通笺纸店、白矾楼，后改为丰乐楼，宣和间，更修三层相高。五楼相向，各有飞桥栏槛，明暗相通，珠帘绣额，灯烛晃耀。

“小子”指小阁，即包间。这样的酒店一进去，可看到大堂的柱子之间，数百妓女浓妆艳抹站在那里，供客人挑选。此处“妓女”并非后世所言卖身之堕落女性，而是凭姿色和说话艺术侑酒的女子，类似日本歌舞伎町里陪酒女郎。白矾楼即《水浒传》里提过数次的樊楼，宋江和柴进去过，宋徽宗和李师师去过。《大宋宣和遗事》载，“樊楼乃丰乐楼之异名，上有御座，徽宗时与师师宴饮于此。”

樊楼是大宋酒楼的顶配，陪酒女自然是一流，不用串座卖唱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了几种寄生于酒店业的行当：

凡店内卖下酒厨子，谓之“茶饭量酒博士”。至店中小儿子，皆通谓之“大伯”。更有街坊妇人，腰系青花布手巾，绾危髻，为酒客换汤斟酒，俗谓之“焌糟”。更有百姓入酒肆，见子弟少年辈饮酒，近前小心供过使令，买物命妓，取送钱物之类，谓之“闲汉”。又有向前换汤斟酒歌唱，或献果子香药之类，客散得钱，谓之“厮波”。又有下等妓女，不呼自来，筵前歌唱，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，谓之“札客”，亦谓之“打酒坐”。

“不呼自来，筵前歌唱，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”，惹怒李逵的宋玉莲，做的就是这个行当。“打酒坐”即金翠莲所言的“赶桌子”。

《水浒传》和《东京梦华录》都描写宋代酒风浩荡，可以佐证宋朝社会比较富足，自由度高，商品经济活跃，市民社会初见雏形。酒业是打通了一、二、三产业的综合性行业。中国古代酿酒以米酒为主，果酒为辅，酿米酒需要粮食，只有农耕发达，出产粮食多才能支撑酿酒业。在许多朝代的特殊时期如大旱、战争，朝廷严禁民间酿酒，因为浪费粮食。刘备在蜀汉时，曾下旨民间私藏酿酒器具和私酿同罪。粮食酿成酒，这是加工业即第二产业，宋代的酿造酒技艺远远超过汉唐。酒进入市场售卖，就是第三产业，宋代的酒店业发达，靠酒业吃饭的人很多，《水浒传》描写甚多。

拿宋代和强盛的汉代相比吧。“文景之治”是后世公认的盛世，《史记》载汉文帝即位时，“赦天下，赐民爵一级，女子百户牛酒，酺五日。”酺，聚饮也。在汉代老百姓不能随便聚在一起喝酒，只有婚丧嫁娶、节假日或皇帝即位的喜庆日子才行。汉文帝下诏允许百姓聚众喝酒五天，已是莫大的恩德了。按照汉律，“三人以上无故群饮，罚金四两。”《居延汉简》中有一片竹简记载：“甲日初禁酤酒群饮者。”如果回到汉代，宋江不用后来题写反诗，他和戴宗、李逵、张顺四人一起吃酒，就是犯法。

因为酒业发达，宋代的酒税是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。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做过黄州酒税监督，苏辙做过筠州（今江西高安）盐酒税监督。这都是很不错的差使。从《水浒传》中的喝酒可看出，那时候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不算差，虽然也有书中描写那些贪官鱼肉百姓的情节，但比起其他朝代，算是温柔的。所以小说中的宋江等人无法打到东京夺了皇帝的鸟位，史书中的宋江横行河朔也只是一场小规模的造反。北宋、南宋皆亡于异族的铁骑而不是内部造反，并非偶然。